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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已经70多年，在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积极更改安保条约，企图恢复军力的今天。
在19世纪初期，日本实际上还是一个封建社会！与当时的晚清政府一样，幕府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是使日本从封建社会步入资本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1867年的“倒幕运动”。
在1867年，日本西南地区一批具有改革倾向的封建领主兼军阀以“还政于天皇”的名义兴兵讨伐当时控制中央政权的德川幕府。
10月14日，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将军德川庆喜辞职，还政于天皇，德川幕府的统治至此结束。
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诏书，正式公开宣布废幕府，成立新的中央政府。
日本官方将这件事视为日本崛起的开端。但是由于这场所谓给日本带来新生的运动，是一次统治集团内部的洗牌，这一场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真正动摇“黄老爷”们的根基。
在1872年，明治政府颁发土地执照，仅承认德川幕府时期的地主和自耕农享有土地所有权，绝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土地。
毛主席在其著作《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不消灭旧的土地生产关系，旧中国的农民，就依然生活在压迫与剥削之下。
由于“黄老爷”们依然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料，资金和人际关系，这造成了当时底层的日本人民大部分只能依附在他们周围。
这造成了倒幕运动中掌权的“黄老爷”们，既发展着城市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又维系着旧有的封建领地。
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和资金，借着资本主义的东风，经营起了近代工商业。而新兴的资产阶级根本没办法和他们对抗，纷纷依附，有的干脆直接将自己的工厂奉上。
明治天皇可不会忘记，在1864年胆大妄为的长州藩，甚至准备武装绑架天皇，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推翻德川家族的统治。
如今以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藩为核心的“明治寡头”势力集团，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权。虽然明治天皇的待遇比德川幕府时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是有名无实的“周天子”。
虽然明治寡头们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里，但实权却牢牢抓在自己手上。这些寡头虽然推翻了德川幕府，但日本任旧存在着300多个小诸侯，如果不加以彻底铲除，保不准哪天又会冒出个德川家族。
其思路就是由中央政府出钱，把藩王诸侯们和他们的属下，以及庞大的武士阶级全部养起来。
虽然藩镇是废除了，但代价是国家背上了一个养活200万类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阶级的巨大财政负担。诸侯和武士们的俸禄支出几乎占了中央财政的近1/3，而高达7800万两的巨大藩债，大大加剧了明治新政府的财政危机。
自从四藩夺权以来，逐渐形成了“明治寡头”的政治权力核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九元老”。在他们背后乃是军阀势力和财阀势力的双重支持。他们将天皇高高地供奉成神，然后“借用”天皇的名义，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实施影响。天皇的意志，必须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获得执行。
权力从来不是法律能够完全赋予的，也不是制度足以彻底保证的，权力乃是各方利益激烈博弈的结果。
明治天皇依靠用自己的皇权意志与“明治寡头”的利益进行了有效整合，从而获得了各方的拥戴，皇权得以巩固。
然而，当明治天皇去世，大正天皇即位之后，情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大正属于典型的弱势天皇，他既无明治的个人魅力，更缺乏明治的政治权谋，才华、政绩、威望都远逊于其父。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正天皇只能算做平庸之主。但是，大正天皇自己并没有认清自己。
他并不具备韬光养晦的权力谋略，更没有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而他的权利欲却是空前的强大。以至于当各方势力都反感的程度。
于是，当时大正一上台就着手扩充军队，强化国防，包括增加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和装备，准备在开疆辟土和军事征服上。
当时，在大正的一连串扩军行动中真正获得收益的只有军方的利益，而日本的政坛却是元老一财阀一军阀的政治集合体。
代表大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势力的西园寺公望！首先站出来反对，他以削减日本因日俄战争而背上的15亿日元的庞大债务为理田，坚决控制财政预算。和大正天皇唱起了对台戏！
他出身于显赫的藤原家族，在日本历史上和伊藤博文、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被尊为“明治九元老”。
当“九元老”日益调零，西园寺公望终于成为日本政坛中最具实力的人物。在大正、昭和时代，更是权倾朝野，历任政府内阁首相虽然需要赢得大选，但也必须最终由他推荐才能产生。
他的后代西园寺公一，曾被周恩来誉为“中日民间大使”。西园寺公望一家三代，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持续百年之久，成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德高望重的贵族之家。
也正因为西园寺公望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巨大，他的反对让大正天皇十分气愤，为了迫使西园寺公望让步，大正与军方结盟，内阁的陆军大臣辞职，因此导致西园寺公望内阁解散。
西园寺公望立刻还以颜色，团结所有的文官拒绝担任大臣职位，结果内阁难产。最后，大正不得不动用宪法所允许的最高权力，硬把桂太郎推上了首相宝座。
大正的这一手段相当生硬，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暴风雨的中心，完全失去了天皇应有的回旋余地。
西园寺公望在之后开始公开批评内阁，他嘲讽桂太郎是“躲在龙袖后面的家伙”，并且宣传天皇是人不是神、皇权必须被宪法节制的思想。
东京、大阪等地发生反对内阁的和骚乱，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风波”。各大政党也纷纷提出“打倒阀族，维护”的口号。而背后的支持者，就希望从贵族和军阀手中夺得权力的银行家与产业资本家。
大正天皇立刻处于极端孤立的尴尬境地，除了从扩军政策中直接获益的以长州藩为核心的陆军还站在天皇一侧，其余各种势力纷纷站在了西园寺公望的一边。
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首相桂太郎被迫辞职。西园寺公望等元老向大正力荐了超党派的首相来组阁，此时的大正天皇心力交瘁，威严尽失，冲动之下，甚至威胁要退位。
撤销扩充军队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并且让裕仁皇太子离开皇家子弟的特别学校，到一所斯巴达式的学校里接受教育。
大正天皇从此郁郁寡欢，1919年突发脑溢血，之后转为精神病。在一次阅兵仪式上，他当着外国使节的面，把诏书卷着当望远镜四周张望。大臣们认为天皇不再适合管理朝政，于是，1921年由裕仁皇太子摄政。
首先我们要看清裕仁的真面目，在世人的印象中，池在决策过程中，没有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个人作用，许多日本人甚至中国人，坚持将他视为一个无能的、有名无实的元首，缺乏智慧，没有知性。事实是，他比大多数的评价更精明、更狡猾，也更精力充沛。
裕仁的精神偶像是拿破仑！在他房间的角落里，他珍藏着一座心爱的拿破仑半身铜像，每每看到这座铜像，他的精神都会立刻大振。这是他在欧洲旅行中，为自己买的唯一的纪念品。
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觉得应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
裕仁认为，北进只是国防的需要，丝毫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工业品出口和战略物资来源等核心问题。日本人不喜欢气候寒冷的地方，北海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归属日本，可到现在还是地广人稀。后来明治天皇征服了同样寒冷的朝鲜也于事无补。
如今陆军中头脑幼稚简单的北进派，还想以满洲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飞沙走石的蒙古，简直就是疯言妄语！
南洋气候温暖，原住居民稀少而懒惰，便于日本人移民，而东印度群岛丰富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将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所以日本帝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南不在北。
既然政客和财阀不听招呼，干脆绕过他们，直接调动基层臣民，如低级军官、浪人和农民，通过拥护皇权的基层组织、帮会和舆论，发动他们去斗国会议员和财阀。
1932年的日本正处在经济危机中，而其东北部的农村也在遭受着1869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减产。农民以草根为食，他们的女儿被买去当歌妓，儿子去满洲“保卫国家利益”。本该用来赎回女儿的钱不得不去付租金和税。
另一桩悲剧发生在一位儿子在满洲的农民父亲身上，儿子出发去满洲之前写了封信告诉父亲，但是忘了贴邮票，而父亲因为付不起4分钱的邮费不能收信。一个月以后，父亲接到儿子在满洲战死的正式通知。
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几十年的神道教育，使得天皇在日本人心中就是神，日益痛苦的生活并没有使日本底层人民去攻击裕仁，而是对那些长期掌握国家命脉的资本家与政冶豪门产生了奋恨！
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官和农民法西斯组织成员，发动武装政变。杀了日本前首相犬养毅。
1936年2月26日，当1000多名日本下级军官和士兵高呼推翻财阀统治、打倒贪污腐化的官僚政客而血洗东京时，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将敢于对抗天皇的势力彻底打垮了。
而作为大资产阶级邻袖西园寺公望本在被刺杀之列，但最后政变士兵“突发善心”，放过了他。
西园寺公望明白了，这是一种来自最高层的最严厉的警告，他根本不是裕仁天皇的对手。